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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长期以来，葡萄酒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舶来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自古就有酿造葡萄酒的传统。葡萄酒也是文明交流的见证，它在亚欧大陆有多个起源地，从史前时代就开始在中西方之间传播。德国汉学家柯彼德沿着“史前葡萄酒之路”，寻访从欧洲、中亚到东方的葡萄酒产地，梳理了中国葡萄酒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并在欧亚文明交流的背景下看待中国葡萄酒文化的地位。本文摘自《琥珀光与骊珠: 中国葡萄酒史》（[德] 柯彼得著，王南南译，光启书局2025年6月版）第十章“秋泉红与大玉海：元朝的葡萄酒生产与贸易”。澎湃新闻经光启书局授权刊发。

尽管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蒙古治世”（Pax Mongolia）将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沿线的所有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联合起来，从而使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各民族可以安全畅通地进行交流往来，并从事蒙古人所大力推动的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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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德人卢布鲁克是这些欧洲访客中最重要的一位。他于1254年来到哈拉和林，在蒙古大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的宫廷中逗留了数月，并将他在这座令人惊叹的国际大都市和皇宫中的所见所闻写进了游记中。蒙古宫廷的奢华从卢布鲁克记载的大银树即可见一斑。

这件壮观的艺术品矗立在觐见厅内，是大汗命令被俘的巴黎金匠纪尧姆·布歇（Guillaume Boucher）专门为庆典招待宴会上供应酒水而制作的一个“酒泉”。银树的顶端有一个吹号角的天使，树干上盘着四根管子，每条管子上都有一条镀金的银蛇，酒从管中涌出，注入下面的大银盆中，由司膳官们盛出，一一奉给宾客。这四种酒分别是葡萄酒、马奶酒（kumys/airag）、蜂蜜酒和“米啤酒”（可能是黄酒/米酒）。卢布鲁克对这个神奇“酒泉”的描述启发后世的人们创作了不少相关的传奇故事和艺术作品。不过，他同时也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蒙古宫廷中男男女女开怀畅饮的庆祝场面：

他们轮番饮酒，无论男女都是这样，有时还以一种十分令人厌恶和贪得无厌的方式争相饮酒，比赛酒量。

酒精饮料品种的丰富一方面体现出蒙古统治者、宫廷及宾客拥抱多元文化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表明葡萄酒的传播远至蒙古草原，可能是经由北方贸易路线从北京周边、山西、甘肃、宁夏、哈密和吐鲁番等西部地区运来的，并深受蒙古统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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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葡萄酒文化的一个特别之处是，葡萄酒不仅在上层社会中广泛流行，同时也在广大普通民众中扎下了根，而且其普及的区域还进一步扩展到了中国南方。大量元朝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不乏明确涉及葡萄酒的佳作，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葡萄酒的审美趣味和喜爱珍视。以下两首诗歌都描写了欣欣向荣的江南葡萄种植业，并且两位作者也都是南方人。

欧阳玄（1283—1358）的《蒲萄》：

宛马西来贡帝乡，骊珠颗颗露凝光。

只今移植江南地，蔓引龙须百尺长。

成廷珪（1289—1362）的《高昌王所画蒲萄熊九皋藏》：

玉关西去火州城，五月葡萄无数生。

今日江南池馆里，万株联络水晶棚。

浙江台州人丁复（14 世纪）在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元朝开创的新时期，同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深切的怀古之情。在他的笔下，遥远的地理距离消融在统一的帝国版图之内，昔日的古国故地只留在了人们的回忆中：

楼兰失国龟兹墟，玉门无关但空址。

葡萄逐月入中华，苜蓿如云覆平地。

在这首诗中，丁复暗暗追念汉朝时的华夷之序。那时，玉门关是守卫华夏文明的西大门，远在西域的藩属小国楼兰和龟兹定期向汉室朝贡。早在前2世纪，张骞就从遥远的西域把葡萄树和饲养“天马”必不可少的苜蓿带到了长安，开辟了前往中亚的通道。而到了元朝时，这条道路早已成为一条普通的交通线和过境通道。

如前所述，长江中下游的南京、扬州等地以及南方一些行省在元朝时开辟了较大的葡萄种植区，其中一部分属于官营，而丁复等诗人就生活这些南方地区。

仅从种植面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就可以看出，葡萄酒已不再是只有王公贵族能享用的奢侈品，在普通百姓中也出现了大批葡萄酒爱好者。对于有些人来说，与其在市场上购买价格昂贵的西域葡萄酒，还不如像上述诗歌中描述的那样，从甘肃或吐鲁番的著名葡萄产区购进葡萄苗在当地甚或自家庭院中种植，用收获的葡萄酿造“家酒”。这在元朝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的风尚，诗歌中也频频出现栽种葡萄用于酿酒的主题。一些士大夫或平民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夸耀自家新酿的葡萄美酒，有些诗作中还出现了歌妓陪酒、清歌妙语、陶然而醉的场景，偶尔也可见古已有之的饮酒与隐居避世主题的结合。

经学家汪克宽（1301—1372）晚年时力辞明太祖授予的官职， 回到安徽老家归隐乡间，淡泊自乐。从他的一些诗文中可以看到，他的乡间生活充满了自酿红葡萄酒的乐趣：

绀云满涨葡萄瓮，青雨长悬玛瑙瓶。

此处的“玛瑙瓶”可能是用半透明的生玻璃制作的，很显然，元朝以来这种酒瓶在中国南方已是常见之物。

文艺理论家和诗人刘诜（1268—1350）是江西庐陵人，一生与功名富贵无缘。他在《葡萄》一诗中描写了自己在家中酿造葡萄酒的情形：

露寒压成酒，无梦到凉州。

凉州，即今天甘肃中部丝绸之路上的武威，早在唐朝诗人王翰的笔下就已经成为名贵葡萄酒的象征。当然，一场前往凉州的真正的旅行是刘诜负担不起的。

安贫乐道的何失（14 世纪）以骑驴卖纱为生。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了冬天用自己酿造的葡萄酒招待老朋友时的喜悦之情：“我瓮酒初熟，葡萄涨玻璃。”由此看来，寻常百姓家使用玻璃器皿饮用葡萄酒也已经是普遍现象。

元朝著名女诗人郑允端（1327—1356）是苏州人，不到30岁就在战乱中贫病交加郁郁而终。她也写过歌咏葡萄酒的诗歌，将葡萄的果实比作“骊珠滑”，形容葡萄酒的滋味是“入口甘香”，而盛放葡萄酒的器皿则是“金盘”。

浙江处州（今丽水）人周权（1275—1343）在他的长诗《蒲萄酒》中，以富有表现力的比喻描述了从采摘和压榨葡萄、葡萄汁发酵、葡萄酒过滤到蒸馏出白兰地的每一道工序，也提到了通过将白兰地冷冻一段时间以提高质量的做法。在周权看来，通过这种工艺制作出的酒远胜于其他任何传统饮料，为了畅饮这一美酒，功名利禄都可以抛弃：

翠虬夭矫飞不去，颔下明珠脱寒露。累累千斛昼夜舂，列瓮满浸秋泉红。

数宵酝月清光转，秾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泻宫壶香，春风吹冻玻璃光。

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纵教典却鹔鹴裘，不将一斗博凉州。

元朝时平民百姓能够享用葡萄美酒的事实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一方面，大量诗词歌赋涉及葡萄酒文化，其中甚至有一系列诗歌直接以葡萄或葡萄酒为题；另一方面，部分从金代院本和说唱诸宫调发展而来的以白话写成的杂剧和散曲也经常将葡萄酒作为主题并歌颂这种高贵酒品的绝佳风味。在元朝，观看戏曲表演是深受普通民众喜爱 的娱乐活动，多见于城市的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内容以爱情婚姻为主，但也有闲适淡泊、独单寂寞、归隐自然等主题，当然还少不了醉酒与享受葡萄美酒的情节。元曲产生的一大时代背景是汉族知识分子在元朝的社会等级制度中缺乏上升的通道，社会地位常常低于风月子。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产生了关汉卿、马致远和张可久三位散曲大 家，他们都在作品中表达过对葡萄酒的热爱。关汉卿（约生于金末， 卒于元）祖籍“葡萄酒之乡”山西，一生创作了67部杂剧，是元代最为多产的剧作家。马致远（约1251—1321后）是大都人，年轻时在大都为官，后来离京漂泊二十余年。关汉卿与马致远都曾公开以 “酒鬼”自居。张可久（1280—约1352）是宁波人，有800多首散曲传世。他曾经多次在作品中赞美江南郁郁葱葱的葡萄园，描写春日畅饮亲手酿造的葡萄酒、享受醉酒之乐的情景。

葡萄和葡萄树的美学象征与诗歌紧密结合，成为元朝绘画中最流行的主题之一。一些画家出身于北方和西部的葡萄酒产区，主要是来自高昌国的回鹘人。高昌在当时的汉文史料中被称为哈拉和卓，位于富饶的吐鲁番盆地中。元朝时，北方民族的文学和艺术风格与南宋以来兴盛于江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奇特的组合。因此，不同地区对葡萄酒主题的表现互相影响，葡萄和葡萄藤在南方也发展出了美学象征意义，而在之前的绘画传统中，它们几乎从未有过任何地位。此外，诗歌、书法和绘画也相互启发，例如在这三种艺术形式中都可以频繁看到蟠龙和珍珠的意象。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元朝时那样出现了如此数量众多的葡萄画以及专为葡萄画创作的诗歌。而且，诗歌和绘画的创作者往往是同一人，在这里，墨汁与葡萄酒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丁鹤年（1335—1424）就是其中一例：他活到90岁，在漫长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诗文，单是高龄和多产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出生在长江中游的武昌，也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曾祖父阿老丁（Ala al-Din）是波斯人，也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曾资助蒙古人西征，后来作为中亚特权阶层在元朝获得了很高的官位，据说丁鹤年的中文姓氏即取自阿老丁的“丁”字。丁鹤年博学多才，也精通医术，晚年悬壶济世，创办了鹤年堂医馆。他喜爱葡萄和葡萄藤，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很多诗歌和绘画作品。他曾经专门为一位擅长葡萄画的唐朝画家的作品题诗一首：

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挥洒出天机。

碧云凉冷骊龙睡，拾得遗珠月下归。

宋末元初的僧人、书法家和画家温日观（13世纪）出生成长于华亭（今上海松江），后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一座寺院出家为僧。根据元朝文学家张可久的诗作，当时西湖四周遍布郁郁葱葱的葡萄园。温日观以葡萄画闻名天下，他所绘的“龙须”与“马乳”笔法独特，自成一家，许多仰慕者为他的画作题诗，他也因此获得了“温葡萄”的绰号。与温日观交好的诗人们在作品中描写了这位“狂僧”独特的绘画技巧，与世称“张癫素狂”的唐代草书大家张旭和怀素（见本书第八章）如出一辙：他先畅饮葡萄酒至酩酊大醉，然后厉声痛骂宿敌，尽情宣泄出自己的情绪后大喝一声，将头浸入墨汁中，以光头作秃笔，在纸上挥洒出一幅杰作。温日观虽不见于官方史书，他的确切生平也无从考证，但他也许堪称中国葡萄酒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

元代另一位著名书法家鲜于枢（1246—1302）生活在北京西北约150公里处的涿鹿县，这里至今仍是著名的葡萄产区。他常常在饮下葡萄美酒后文思泉涌，旋即将诗句诉诸笔墨，酣畅淋漓，一气呵成。

元朝葡萄酒经济的繁荣也和相关国家财政政策有关。蒙古统治者在税收方面给予葡萄酒产业政策扶持。葡萄酒的税率很低，有时甚至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理由是葡萄酒的酿造基于自然发酵，不消耗粮食。粮食酒因耗费大量谷物，税率远高于葡萄酒，而且其产量和消费在收成不好的年份还会受到限制乃至被完全禁止。家庭和小型葡萄酒酿造作坊甚至可以免税，再加上国家对葡萄酒贸易的推动，葡萄种植和葡萄酒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史料显示，忽必烈统治时期，粮食酒的税率高达25%，葡萄酒的税率起初为6%。户部的意见认为“葡萄酒不用米曲，与酿造不同，仍依旧例三十分之一”，于是，葡萄酒的税率进一步从6%降至3.3%。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仅在元大都，拥有多达200个酒瓮的商业葡萄酒酿造作坊就猛增到数千家，尽管税率很低，管理酒类专卖的机构“大都酒使司”仍能从葡萄酒的销售中获得高额税收。

元朝灭亡后，明朝多次颁布临时禁酒令，并对葡萄酒征收重税，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中国葡萄酒文化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从明代起，之前经历了一千多年发展的中国葡萄酒文化急剧衰落，直到20世纪末才踏上了真正的复兴之路。

元朝灭亡的原因和背景早已得到充分讨论：首先是宫廷和蒙古部族之间的权斗与皇位继承之争、末代皇帝的昏庸无能（酗酒是一个重要原因）、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恶化、高额军费开支、沉重的劳役负担、不断增加的税负、滥发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以及影响全体民众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仅在14世纪中叶前后的36年中就出现了异常寒冷的冬季和创纪录的降雨量，黄河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其他地区则出现严重旱情，因此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大片地区瘟疫肆虐，百姓贫病交加，饥民流离失所。这就导致了大量人口迁移和民间反抗运动。伴随着农作物歉收，酒文化和葡萄酒文化也受到严重影响。此外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一个原因是蒙古统治体系的四等人制度和针对绝大多数汉族人口的长期歧视，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喇嘛教僧侣和寺院权势煊赫，商人和军队也与僧侣有利益关联。蒙古—中亚统治精英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上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官僚体系遭到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痛苦地看到儒学教育失去了其传统功能，他们没有了考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导致从大约1300年开始，不仅汉人的精英阶层，农民对元朝统治者及其生活方式的仇恨也在日益增长。民众开始了坚决的反抗，他们在秘密社团和宗教领袖的领导下开展起义运动，其中规模最大也最成功的是1351—1366年发源于中国南方的“红巾军”起义。这场运动最终推翻了元朝，随后朱元璋（1328—1398）称帝，建立明朝。

红巾军以宋朝时流传民间的秘密宗教“白莲教”为旗帜，其信仰是一种奇特的阴谋论与宗教的混合体，信徒崇拜佛教的阿弥陀佛与弥勒佛，同时他们的教义中也含有道教思想和摩尼教元素。摩尼教在中国称为“明教”，明朝的国号即来源于此。这些民间起义不仅明显表现出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还可见禁欲主义宗教的影响和转向素食的生活方式。与蒙古—喇嘛教的世界观不同，新的意识形态主张节制，当然也包括饮酒。在当时那个回归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时代，一向带有西方异域风情的葡萄酒以及与中亚贸易相关的葡萄酒文化暂时失去了生存空间。此外，伊斯兰教在中国腹地的进一步传播也加剧了葡萄酒文化的衰落，因为此时的穆斯林所传扬的教义与突厥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信仰明显不同，主张严格禁绝一切酒精饮料。

14世纪末15世纪初，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1336—1405，波斯语 Timur-e Lang，即“跛子帖木儿”，欧洲人称其为 Tamerlan）宣布继承蒙古汗位。他一度征服了中亚大片地区，并在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之间建立起一个短暂存在的世界帝国，即帖木儿帝国，在其境内远程商贸联系重新兴旺起来。1405年初的冬季，帖木儿准备大举进攻明朝。2月19日，他在今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附近某地连续纵酒数日后猝死，就此结束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征伐。帖木儿的后代争夺王位，内乱不休，帝国迅速瓦解。今天，帖木儿被视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英雄。他在撒马尔罕的宏伟陵墓古尔—埃米尔陵（Gur-e Amir）以及在出生地沙赫里萨布兹（古称渴石、碣石、乞史等，曾是粟特人所建立的史国的国都）建造的巨大“白宫”（Aq Sarai）废墟遗 址充满传奇色彩，都是如今乌兹别克人的朝圣地。